“新质生产力”自2023年9月被首次提出后，一直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首项任务。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具体部署。

　　近日，中国科学院科技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周城雄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新质生产力对于我国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意义非凡。过去很多传统产业高投入、高消耗拉动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要依靠科技创新来带动产业发展。

　　他表示，现代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科技创新，这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根基。同时，科技创新现在也要依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缩短检测模拟周期，大幅度提升科研效率。

　　周城雄：以手机为例，众多数字化应用为我们带来了极大便利，数字经济已经深度赋能社会生活，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如何通过将数字和人工智能结合推动产业升级改造，是全世界产业竞争发展都不可规避的问题。产业是否数字化，数字化水平如何，决定了产业未来竞争力。在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没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就有可能被淘汰，进而影响到整个产业的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产业安全。

　　我们必须拥抱数字化，积极解决政策技术难题。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点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一项长期的发展工作，也许一年无法完成，但我们必须顺应这种发展大趋势进行努力。

　　《21世纪》：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到了哪一阶段？应当如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周城雄：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发展到很大规模，其中很多领域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比如，中国的移动支付规模世界最大，使用效果也是最佳。纵观世界各国，中国移动支付的普及度最高，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达到中国这么高的普及率。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可观，但仍需进一步升级，存在许多需要打通的内部链条。近期，国家数据局成功建立，各省也开始组建或已建成地方数据局，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数字经济的更好发展，为解决过去存在的数据孤岛、数据割裂、统筹数字安全和数字经济发展等问题做出了新的尝试。未来，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政策进一步的调整和突破。

　　全世界对数字经济均在摸索过程中。在一些国际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中，数字经济相关内容，需要中国与世界各国积极协调，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考虑本国的安全和发展，这面临着诸多挑战。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未来相关政策将更加完善。

　　周城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环境需要科技创新和产业政策共同作用。我国过去已经出台了很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总体来说行之有效，相关产业发展速度显著加快。

　　未来产业布局和科技创新政策结合更加紧密，针对科研阶段出现的问题，党中央从以来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在去年组建了中央科技委员会这一中央层面的科技决策机构，重组了科技部，改革力度前所未有。这一系列举措都表现出我国已经认识到科技创新方面政策存在的不足，正在通过调整科技管理体制推动相关政策发生改变。

　　过去的科技政策中，人才和教育协调程度不足，科技创新中科技成果转化不够顺畅，目前我国已经在出台新政策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下一步，我国还需引导金融创业环境、风险投资环境的建立，建立类似美国硅谷科研实力与金融支持的产业集群。在我国也有一些城市的创业环境可以吸引创业者和人才，不仅走在全国前列，还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力。但我国地区间仍存在显著差异，应当成为下一步的政策重点。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请问你是如何理解“人工智能+”行动的？

　　周城雄：“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说明政府工作报告与我国当前科技发展形势紧密结合。近两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人工智能概念热度不断攀升，愈发靠近我们的生活。

　　目前与人工智能结合最好的行业是新媒体里面的一些行业，其技术敏感度最高且原有资产低，很容易跟人工智能结合。其实很多传统行业都可以与人工智能相结合。

　　我们原来讲“互联网+”，但是仅仅“互联网+”是不够的，还需要“智能”等新的技术支撑体制连接，需要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提高产业效率。人工智能有利于加速企业新技术引入效率，并且更加适应市场形势。比如，我们曾经也看到，一些利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几乎可以实现企业无人化，一些原来所谓“黑灯工厂”，如今已经走向高度智能化的“灯塔工厂”，实现世界各地订单定制和发货，这个过程都可以不需要人的参与，完成智能化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再比如服装定制产业是过去定义中的传统产业，但该产业一旦与人工智能结合，效率就将大幅度提高。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产业集群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如何？

　　周城雄：在我国的深圳、上海等地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数字产业集群，包含硬件制造、配套服务以及产品产出等一系列流程。深圳的华为、中兴等硬件企业和腾讯等软件服务企业，都属于数字产业的范畴。这意味着在我国很多地区已经开始自发形成数字产业集群，未来需要更多产业进一步与数字产业结合加强集群化。

　　人工智能化对行业的意义类似第二次工业中的电气化，人工智能将成为像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目前的普及度有时超出我们的认知，手机支付的扫脸过程即是依靠人工智能的识别功能，未来离开人工智能就像停电一样无法生活。

　　周城雄：相关应用与数字化程度高度相关，目前有一定难度。目前所有的领域，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城市管理以及乡村都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

　　现在我国金融、通信等行业数字化程度较高，但很多领域数字化程度仍然不足，比如很多制造业企业还没有完成数字化。制造企业大多处于机械化或自动化阶段，向数字化转型空间大。除此之外，服务业当中除金融业以外的大部分行业仍然以人工服务为主，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缺乏。

　　乡村和城市中，共同存在人口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有限的问题，如生活中部分老年人不会使用打车软件，这意味着组织过程中必须保留一部分非数字化服务。这一应用能力局限也为数字化服务持续推进造成了困难。

　　《21世纪》：报告中还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要深入开展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的专项行动，另一个是要支持平台企业促进创新，从而参与国际竞争并大显身手。你对此怎么看？

　　周城雄：中小企业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进行数字化投入意愿度低，世界经济论坛评选的灯塔工厂也以世界级大企业为主。数字化前期投入较大且风险高，以生存为主的中小型企业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进行相关投入。而平台企业规模更大，可以向广大的中小型企业提供标准化、模块化的服务，阿里巴巴和拼多多已经是这方面的先行者。

　　《21世纪》：报告中还提到要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大力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建立数据基础制度的意义是什么？

　　周城雄：数据基础制度非常重要，之前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存在缺失和零散化的问题，如仅仅注重安全这一个方面。数据具有涉及面广和涉及领域多的特点，保证数据流通是实现数据应用、推动更多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关键。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就是拥有海量的数据，没有数据就不会有智能。数据出入境与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息息相关，如果受限过多，国际交往和对外经贸都将受到约束。

　　《21世纪》：报告中还提到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的算力体系。中国在全球算力竞争中处于什么位置？在算力方面，中国应该怎么突破算力瓶颈，加强自身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

　　周城雄：算力是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面，数据基础设施相当于我们日常用电时的电网和发电厂，而算力就是产生电力的能源，是数据基础设施执行运作的根基。

　　目前我们处在算力瓶颈期，复杂应用和大范围应用的高速增长导致算力不足。目前我国的算力受制于能源消耗、芯片供应和算法研发三大方面。首先，算力产业能耗大，其需求又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产业发达但电力供应相对紧张的东部地区，能源富裕的西部地区计算需求小；其次，计算需要芯片支持，国际部分芯片禁运导致我国购买受制，进而影响到算力的进一步提升；最后，算力还受到算法制约，这涉及计算机和数学以及应用工程方面的结合，我国目前科研水平较高但尚未达到世界最领先水平，未来仍需加大投入。